《易学评论》(三十五) (第9/13页)

公羊》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取代《毂梁》。《左传》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是因《公羊》、《毂梁》将《春秋》视为《经》，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这是《左传》压倒《公羊》、《毂梁》二传的根本原因。《左传》反而后来之上，是在于《左传》陈述的是历史，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但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公羊》、《毂梁》排除在“经”外。

    对《春秋左传》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们前面多有举例，此处我们不再多说。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决断方法。反映了《春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可这《左传》在帝国里定为“经”来让学子学习，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

    这“五经”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大至已知，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经书”，既可谋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可在这些“经学”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心理。

    这“五经”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而不是排击占筮，而是成了神启决疑方法。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又是教课书，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学问”，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

    在帝国里“五经”定为独尊后，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者。如两汉的董仲舒、刘向、京房、扬雄、王充等，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在这种“经书”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面人格角色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