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三十五) (第10/13页)

。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面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虽用于阐述的事理，但歪曲所引用《周易》里的文句。并以此引用论证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阳五行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

    而西汉刘向也是一个想依天命神学思想试图框正王权政治走向的人物。

    刘向本是汉皇家本族，《汉书·楚元王传》里有刘向传。刘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时的重臣，并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里，有不少引用《周易》文来阐明所陈事理，如同引述《诗》、《书》那样一同看待《周